“4+4”，这原本只是个简单的数学加法运算，如今却在医疗教育圈引发了轩然大波。

在国内，想成为一名临床医生，常规路径是高考填报医学院，攻读临床五年制（本科）、临床 “5+3” 一体化（本硕连读）或者临床八年制（本博连读）专业，方有资格参加执业医师考试。

而 “4+4” 模式，是指 4 年非医学专业教育，加上 4 年医学教育，相当于重启了申请者的生涯规划。在中国传统的医学教育中，这种机遇几乎不存在。

近期，因中日友好医院的桃色新闻，涉事者董某莹的求学背景被扒出，她正是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长学制试点班（即 4+4 试点），这一原本小众的培养模式被推上风口浪尖，引发了公众对 “4+4” 是否沦为 “特权通道” 的强烈质疑。

何为 “4+4” 模式？

“4+4” 模式，即招收本科毕业生再进行 4 年医学教育，本科也可为非医学专业。这一模式借鉴自北美医学教育体系。

2018 年，为培养多学科背景高层次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协和医学院仿照国外 “4+4” 临床医学教育模式，启动了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班，面向国内外高水平大学招收非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和推免生攻读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据了解，北京协和医学院 “4+4” 试点班招生分为面向国内大学的春季批次与面向国内外大学的冬季批次，2025 级和 2026 级的招生计划名额均为 45 名。

其官网介绍，只要学生本科不是在医学专业学习，并且就读的是 QS、Times 或 U.S.News 这三个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前 100 名的大学，或 U.S.News 全美排名前 20 名的文理学院，就符合该试点班的申请条件。

在协和 “4+4” 的培养模式下，学生在校第一年要学习 12 个课程模块，第二年学习临床核心模块课程，临床见习与临床核心课程学习同步进行，第三年和第四年进行临床实践，第四年有两个自选模块供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不过，在第一学年及第二学年末，学生都要参与考核，根据考核结果采取严格的分流机制，考核不合格者将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除了协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早在 2002 年就启动了 “4+4” 相关试点工作，浙江大学医学院从 2005 年开始的 “巴德年医学班” 也是 4 年非医学本科专业 + 4 年医学博士的培养模式，不过该项目为 “八年一贯” 制，招生对象为高考生以及该校本科新生的再选拔。

2025 年 3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宣布率先推出 “4+4+X” 医工交叉培养模式。据校方公众号介绍，4+4+X 为本博贯通，包括本科 4 年、博士 4+X 年。优秀学生进入 PhD 培养阶段后，实施医工交叉双导师制，学生最终可获得临床医学博士（MD）与哲学博士（工学或医学 PhD）双学位。

缘何被质疑为 “特权通道”？

在此次舆论风波中，不少网友质疑协和 “4+4” 项目沦为了 “特权阶层” 的绿色通道。其中，备受关注的一点便是招生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似乎存在模糊地带。

按照官方要求，申请者需来自 QS/Times/US News 世界前 50 高校或国内顶尖院校（如清北复交）。然而，此次涉事的董某莹本科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这所学院被部分人指为 “水校”，其录取门槛远低于协和 “全球前 100 名校” 的硬性要求。且董某莹的经济学背景与医学毫无关联，却未补足生物学、化学等基础课程，便直接进入临床学习 。这使得人们对选拔过程是否过度依赖 “名校光环”，而忽视了专业匹配度和基础能力产生了质疑。

从学制对比来看，传统医学教育路径漫长，普通医学生往往需要经历 “5 年本科 + 3 年硕士 + 3 年博士 + 3 年规培”，共 14 年的漫长学习与培训，才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医生。而协和 “4+4” 项目，允许非医学本科生直接攻读临床医学博士，4 年即可拿到行医资格，加上 1 年规培，便可快速跻身三甲医院，这与普通医学生的漫长成长之路形成了鲜明对比，也难怪被网友吐槽为 “弯道超车” 的特权路径。

还有一点备受诟病的是规培环节的 “特殊待遇”。正常医学生需完成 3 年轮转，但据网友爆料，董某莹仅用 1 年便通过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规培，还跳过脊柱外科轮转直接参与四级手术（如肺叶切除术）。这一操作疑似违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第 15 条 “全科室轮转” 规定 ，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 “4+4” 项目在规培阶段存在特权操作的质疑。

培养质量与专业资质受拷问

“4+4” 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资质和临床能力是否足够，这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从课程设置和学习强度上看，“4+4” 项目将医学教育压缩至 4 年，前两年密集理论学习，后两年临床实践，学生需每周考试、每月模块考核，首年通过率仅约 60%。在如此高强度的学习节奏下，虽然看似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学习质量和知识吸收效果的担忧。毕竟医学知识体系庞大复杂，临床技能的掌握更需要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这样的 “速成” 模式是否会牺牲医学教育中最关键的 “临床沉淀”，值得深思。

在临床实践时长方面，国际医学教育协会（WFME）要求医学生临床实习不少于 48 个月，而 “4+4” 模式临床实践仅占约 18 个月 。手术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反复实践中形成肌肉记忆，问诊沟通等能力也依赖长期的患者接触。较短的临床实践时间，很可能导致学生在临床经验和技能熟练程度上有所不足。

据媒体报道，有三甲医院招聘负责人坦言：“4+4 学生的手术操作和病例分析能力，明显弱于传统八年制。” 此外，部分 “4+4” 学生为了达到论文要求，选择低难度选题（如病例报告），学术含金量严重不足。例如此次涉事的董某莹，其博士论文仅 30 页，内容单薄且与胸外科专业脱节，却能顺利通过评审，这一现象也引发了对 “4+4” 学生学术质量的广泛质疑。

近期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现有数据显示，“4+4” 培养模式下学生的学科成绩与传统八年制模式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临床能力和科研产出略低于传统八年制学生。该研究者对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4 届的 “4+4” 试点班学生与同届八年制学生在两年间参加的统一考核成绩进行对比，结果显示，“4+4” 试点班学生在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医学通识理论及专科理论这些考核中的成绩上无显著性差异。但在科研能力方面，八年制学生在校期间的科研产出数量和得分均优于 “4+4” 学生，临床技能方面，试点班学生的 2024 年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为 95.2%，八年制学生为 98.5%。

对医学教育公平性的冲击

医学教育关乎生命健康，其公平性至关重要。当 “4+4” 模式被质疑为 “特权通道” 时，无疑对医学教育公平性造成了巨大冲击。

对于那些通过高考 “一考定终身”，在传统医学教育体系中寒窗苦读多年的普通医学生来说，“4+4” 项目学生相对轻松的 “弯道超车”，会让他们感到努力似乎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医学教育领域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对教育公平的信任。

从社会层面来看，医学教育资源本就有限且珍贵。如果 “4+4” 项目在招生、培养、规培等环节真的存在特权操作，使得教育资源向特定群体倾斜，那么这不仅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也可能导致真正有医学热忱和潜力的普通学生失去机会，进而影响整个医疗行业人才选拔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破坏医疗行业的生态平衡。

在此次事件中，随着舆论的发酵，越来越多关于 “4+4” 项目学生的信息被扒出，其中不乏一些涉及学术不端、导师特殊关照等负面传闻。尽管这些传闻尚未得到完全证实，但已经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担忧。如果类似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医学教育的净土将被玷污，“手术刀” 可能真的会沦为 “权贵游戏” 的工具，这是整个社会都不愿看到的局面。